朱云川:当代新文化建设的三大误区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6-30 13:01:26

当代新文化建设的三大误区

朱云川

内容提要:当代新文化建设面临着三大误区,它们分别是“皮毛论”中的表象化误区、“制度决定论”中的边缘化误区、“唯生产力论”中的绝对化误区。消除这三大误区,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

关键词:皮毛论 制度决定论 唯生产力论 新文化

五四以来,建立在自然科学新成就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也应该看到,中国革命与建设之所以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失败与挫折,实际上与我们对这种新文化的某些错误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充分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从理论上消除误区,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学术任务。

第一,“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文艺性误导,使新文化在“皮毛论”中流于表象误区。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极端黑暗腐败的现实政治中,找到了国民思想文化落后的失败原因,于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改造国民性”运动并没有深入到新文化的理论本质层面,而仅仅停留在文艺宣传形式与文字工具改良等表面层次,因而在“皮毛论”中流于表象化。实际上,五四运动提出的“改造国民性”任务,是作为历史课题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一历史课题才被“文革”再次启动。然而,十年“文革”的失败充分说明,要完成这一任务还为时过早。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阻碍因素,就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还不多”。因此,“理论先行”无疑是顺利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必要前提。

文化与文艺不同。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文艺的服务对象不只是唯一的政治),这是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战争残酷现实的第一大需要。然而,文化注重客观性、真实性的学术特点,与文艺注重主观性、虚构性的宣传特点表明,文化(理论)与文艺(宣传)毕竟是两大不同的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中,文化(理论)是“屠龙术”,是看似“大而无当”的“天之道”,是圣人道德实践精神的先进性要求的代表者,属于本质性的理性思维范畴;文艺(宣传)是“吹鼓手”,是教条化、偶像化的“鬼神之道”,是圣人教化天下百姓的重要辅助工具,是广泛性要求的体现者,属于形象性的感性思维范畴。

从基本概念上说,以科学性、学术性为根本特色的文化(理论),可名为“识”;而以文学性、艺术性为根本特色的文艺(宣传),可名为“知”。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知者与识者、文化与文艺、本质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者。因此,将“识”忽略而等同于“知”,就是将文化(理论)表象化的“知而不识”的左派幼稚病,也是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以产生和泛滥的认识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新成就基础上的。把这种新文化(理论)按照文艺(宣传)自身的表现规律加以形象化、大众化,对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现当代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是必不可少的,这本是注重先进性与广泛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统一的正确方向。

然而,如果由此而走向极端,即把新文化(理论)等同于文艺(宣传)的现实政治性需要,就会走向表象化、偶像化、唯宗教化的政治实用主义误区。这种表象化行为,实际上就陷入了“皮毛论”误区,它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弱化和损害新文化(理论)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进而使人们对原来是真理性的东西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怀疑和不信任。十年“文革”的巨大失误正在于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理表明,将“皮毛论”的观点应用于新文化(理论)是十分错误的。现实的政治、经济需要,或许可以一时左右人们的观念和立场,但真理是不以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进行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化,或曲学阿世的庸俗主义化,都是严重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民主与科学”的现实性误导,使新文化在“制度决定论”中流于边缘化误区

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本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然而,现实运动的发展很快就偏离了新文化指出的正确途径,而成为中国传统以政治为核心的民族(革命)主义和西方以经济为核心的改良主义之间的问题,具体就表现为公(国)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的争论。

首先,以政治“反抗”为特色的民族(革命)主义要求,就是传统公(国)有制的建立。显然,这是一种“政治”一元状态的军事化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模式。公(国)有制的建立,对于我们过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然而,建国以后,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模式,由于已经脱离了革命战争的具体国情,因而并不完全适合于当前我国和平建设时代的需要。历史证明,十年“文革”的“一大二公”、“纯之又纯”,无疑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口号。

其次,经济以“崇拜”为特色的改良主义要求,就是建立近现代私有制。显然,这是一种“经济—政治”二元状态模式。但是,这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所形成的“金权政体”,本质上就具有对外殖民侵略和内部垄断加腐败的本能。因此,它绝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共处”和“反腐倡廉”实践需要的战略选择。

显然,传统的公(国)有制的“政治”一元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的发展要求了;西方近现代私有制所依据的“经济—政治”二元状态,也必将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所打破;代之而起的只能人类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三元状态协调发展的全新社会体制。无产阶级代表的新生文化力因素必将起着新的决定性核心领导作用。

实际上,传统公(国)有制与近现代私有制的根本冲突与相互竞争,一则表现出双方各有长短的客观事实,二则表现出双方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这就充分揭示了旧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决定论”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全面发展论”,并不只是一个学术用语问题,它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精神历程上的又一次飞跃性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优越于其他旧哲学的根源,就在于它体现着新生的文化力发展的根本要求。

第三,“科学万能”的主观性误导,使新文化在“唯生产力论”中流于绝对化区。

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新文化(理论)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躁动中,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价值,由十年“文革”时的严重贬值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增值,同样隐藏着导致中国社会新的巨大震荡的危险。姑不论伪科学、假人才对社会发展的极大内耗性和严重危害性等负面因素。即使是货真价实的真科学、真人才,也可能因轻视当代中国社会既有政治力、经济力资源的全面整合而导致的“个人包打天下”的孤傲狂妄,以及由此产生的“唯生产力论”、绝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崇拜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哲学形象说明之。研究表明,《西游记》中的“四大部洲”分别是:东胜神洲代表王(人)道政治,南蟾部洲代表地道经济,西牛贺洲代表天道文化,北俱芦洲代表鬼神文艺;“西行五众”分别是:唐三藏代表纯朴而忠诚的广大人民群众,孙悟空代表新生的科技文化力(生产力),猪悟能代表经济力,沙悟净代表政治力,白龙马代表文艺(宣传)力。因此,孙悟空大闹天宫就代表“唯生产力论”,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则代表“全面发展论”。当今一般读者多以“大闹于宫”为是而以“西天取经”为非,足见这种“唯生产力论”的潜在支持者甚众,因而很有特别说明以达到提前预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新文化(理论)的广泛性影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种世界性乃至超人类特性的东西,它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必然会对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产生新的巨大解构作用;二是新文化(理论)巨大的创造力也意味着巨大的毁灭力。新文化(理论)的无比先进性和巨大创造力影响,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全能的上帝”,传统社会的一切成果都将面临彻底的“最后审判”。因此,在“打碎一个旧世界”的时候,如果不能迅速地“建立一个新世界”代替之,人类社会就会面临着“天下大乱”的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因此,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绝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唯生产力论”的自由泛滥。新文化(理论)的巨大创造力,如果不能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服务,就会失去其自身的行为目的和价值归宿,它的过分旺盛的精力就会产生严重失控而转化成为巨大的毁灭力。反之,新文化(理论)如果离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支持和保障,它自身也会丧失其存在与发展的可能,从而导致新文化严重的破坏乃至根本的毁灭。因此,“唯生产力论”也是极端错误的观点。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绝不可能是“唯生产力论”的自然产物。它们只能是人类社会在传统整合和文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坚持新生的文化力(天之道)、经济力(地道)、政治力(人道)协调发展的自然产物。因此,消除新文化(理论)的表象化、边缘化、绝对化误区,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最紧迫的学术任务。

朱云川

2000年7月4日

【朱云川守正创新成果之四】政治左C、经济右B围绕文化正A而上下(左右)波动,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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