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七个深层原因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6-27 07:38:30

当前社会信仰危机的七个深层原因

程恩富 [2004-07-28]

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这正是西方人自觉或不自觉信仰宗教的缘故。而作为无神论起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迄今为止,高校师生和党内外长期普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政治信仰问题。 

近来针对这一情况,胡锦涛总书记、刘云山同志、雒树刚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关心公共理论课和理论信仰问题,李长春、陈至立等领导同志还在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表明中央非常重视。中宣部、教育部等过去和现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效。不过,究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和学得太少,或是基层教育宣传者的个人水平太差,而是因理论关节点、所有制结构、社会生活、宣教效果、学科方向、党章和教材内容、反教条主义等多方面存有缺陷所致。由于社会信仰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的存在,教育界、学术界和党内外还需要继续做大量的关键性改进工作,才能根本扭转局面。 

一、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由于在祖国内地与港台、北朝鲜与南朝鲜、东德与西德、苏联与美日等一些经济比较中存在方法和信息上的问题,因而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脱变之后,更是如此。事实上,这些尖端的难题都是可以得到圆满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的,从而证明改革前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均或少或多地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类研究成果没有被学术界和官方广泛接受,进而形成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知障碍。 

就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来说,党内外和学术界没有形成科学的主导思想。尽管江泽民同志过去在内部讲话中正确地指出过,苏东国家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由于中央没有一个正式文件或一篇文章对此作过系统分析,因而众说纷纭,思想混乱。我赞成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在今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所下的结论:“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限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对苏东国家退变根源的认识,直接涉及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信仰与政治信任,决非是一个无关中国发展现状和前途的外国的事情。 

二、从存在决定意识,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分析,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大卖和大送公有企业,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再过几年,将达到一半,这自然容易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认为我国即将进入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最终将殊途同归,还是要渐进式地走到苏东国家已经到达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怀疑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 

有些善良的同志,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所有制结构的本质规定性,以为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没有密切的决定性关联,以为共产党可以长期领导一个以私有制占多数的国家,用这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模糊理念去从事改革、宣传和教育工作,势必从多渠道加深社会信仰危机。 

三、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析,腐败、民主制度的缺陷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使一些人怀疑“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尽管日本、韩国、印度等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存在较严重的腐败,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存在明显的资本垄断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严重弊端,那都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解放前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腐败和现在台湾的黑金政治等,也是过去和境外的事情,而主要生活在改革时期的我国中青年,只看到本国越来越普遍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不民主现象,极容易直观地得出“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就必然腐败和不民主的结论。 

倘若我们求真务实地使腐败越反越少,党内外民主制度大幅度地明显改善,由此造成的社会信仰问题便自然消失,否则,单靠宣传教育,事半功倍,难以根本做好人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从理论宣传教育的结果来分析,有相当多的人得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不姓资、不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于’,而邓小平在‘三个有利于’前面加的‘社会主义’仅仅是说说而已”,得出“只要共同富裕,而不管实行什么‘主义’”,得出“邓小平事实上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甚至得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同社会党的理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进而怀疑党的性质,怀疑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比如,撇开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来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等同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事实上,只有主张至少公有制占主体的那个阶级和政党,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根本不是从静态角度看哪个执政党领导下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现状。是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比尔.盖茨、刘永好等私人企业家,还是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公有企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解放前,是生产力先进的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共产党统治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在,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台湾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在不少“新的假大空”的论著没有解释清楚,反而越讲越混乱。 

这就提醒我们反思:为什么占用这么多的资源,花费这么多的精力,作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宣传教育,竟然有日渐增多的重要人士和社会公众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感觉和思想结论。就连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和重用的胡长青副省长也曾对在美国的儿子说过,社会主义搞不下去了,我迟早也要到美国去(搜查他的家和办公室,竟找不到一本马列原著,也不知道多次进各级党校学习时发过没有,而被禁的香港书籍倒有好几本)。类似的状况并非罕见。其缘由,除了上述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因素影响之外,与理论宣传教育上的逻辑矛盾性、片面性和空泛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提示有关高层部门,必须集思广益,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某些现存理论,重新探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策略性和有效性。 

五、从课程和教师的比例来分析,少量的公共理论课(8门课占大学4年总课时的10%)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而不少社会科学的专业课或多或少地作了反宣传,这样,使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有比公共理论课更多的教师并不在学理上真正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而妨碍了学生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各级党校也一样)。更有甚者,在越来越多的重点大学,其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报考和进校学习,已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譬如,许多“海龟派”文科学者在西方学了西方文科专业,回国后没有要求他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使用西方文科原版教材,并已基本肯定的精神予以详细介绍,这样,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了反教育。这个问题在大学里非常严重,极为普遍,已大都成为文科的学术主流。在北京大学等,类似胡适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日渐增多并被重用,而类似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日渐减少并被边缘化。 

在他们的广泛影响下,已日益显现出陈奎元院长在上文指出的理论格局:“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以及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亦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 

可见,使用和重用自然科学人才同使用和重用社会科学人才,是有不同特点的。接受和信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文科“海龟派”,是可以重用的,但其前提是学术倾向和理论信仰的转变。如果执政党不掌握这一人才发展规律,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将自乱阵脚,适得其反。现在,几乎所有的文件和大学党委均没有提及这一重要问题。 

六、从党章和文科教材来分析,均没有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和基本特征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教材还有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简短论述,后来几乎全部删去,仅仅孤立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连初级阶段以后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制度特征也不分析。这导致日益增多的教育者,从而更多的被教育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征和本质规定是讲不清楚的。诚然,共产主义的具体模式是没有必要去预测或描述的。可是,如果连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都不算共产主义经济特征和本质规定,而只是物质财富、思想精神和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极大提高,这是不是用抽象特征来取代基本特征?脱离马克思文本所规定的经济制度本质特征而单纯谈论这三个抽象特征,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主义会否定吗?人们怎么能搞清共产党同国民党、美国共和党、英国工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终极目标又有何本质区别呢?近20年教育出来的党内外中青年及其骨干,从哪里可以清晰地得知将为此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目标是什么确切的内容呢?事实上,在马克思原创学说里,关于共产主义的三个抽象特征是以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所有制和按需分配等基本特征为基础来统一描绘的。 

七、从处理反“左”与反右的关系上分析,反“左”过头易出右,加重了社会信仰危机。邓小平在80年代说我们要反“左”防右,反“左”是主要的,这是有道理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变成西化和右是主要的了,我们还在一味地反“左”,这也是某种教条主义。就像大跃进和文革的时候,明明已经“左”了,还在一味反右。反右过头必出“左”,反“左”过头必出右。现在真正属于极左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已很少,反“左”往往无的放矢,而一些鼓吹中国要搞私有化、多党制和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言行,却大量存在并与日俱增。现在,人们与传统体制下“宁‘左’勿右”的思想心态相反,普遍存在“宁右勿左”,互相感染,从而加深了社会信仰危机。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分析,中国搞私有化和多党制,必然出现民族分裂、经济衰退和政局混乱。 

笔者的观点与陈奎元同志比较相近,他在上文中准确地指出:

“对空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

另一种,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对这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

……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关于两种教条主义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党内外的基本实情和多数人的担忧与正确意见,值得高度重视。 

(程恩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原载《求是内参》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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