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新马克思主义”百年纵横的历史总结与理论探讨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6-27 07:06:06

“新马克思主义”百年纵横的历史总结与理论探讨
——《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代序
周穗明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极端的年代》一书中称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1],这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在整个20世纪,我们见识了如此纷纭、如此多样的“主义”和思潮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从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到宗教原教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还有世纪末层出不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以“新”、“后”为标识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潮。然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中,除后现代主义也出身于20世纪之外,惟有“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纯粹的20世纪现象,而且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暂20世纪”(意指20世纪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算起的短历史时期——作者注。)现象。 
“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从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那一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出现伊始,“新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如今,法兰克福学派已是斑斑陈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均已年代久远,上个世纪许多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这些思潮当红之时,它们之中大多数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牵制和影响,既受政治形势左右,又引领着政治时尚。因此,只有当历史已经沉淀,距离已经拉开之后,“新马克思主义”才得以显现出它客观的历史轮廓和理论价值。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回溯、研究和总结20世纪的新意识形态“新马克思主义”,撰写一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此其时也。

关于研究对象  我们所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特指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制度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主流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另类”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第一,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也不同于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学说形态,是出现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比马克思主义远为复杂的西方文化思想渊源的、形式和主题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区别于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所谓“马克思学”即那种为了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从事的形形色色、花样翻新的马克思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一个变种,是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其他意识形态和理论学说杂交生成的产物。尽管“新马克思主义”很不纯粹,其中有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是准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流派和代表人物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在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相同的特质;第三,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更说不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发挥实践功能的理论。与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出现的“左”或右的思潮如托洛茨基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格瓦拉主义等等相比,它更象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因此,从发展形态上看,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线索,也与伯恩施坦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无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和西方左翼主流之外的另类学说。

其次,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这一“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史。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决定了我们要对这种“另类”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进行历史脉胳的梳理,重视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线索和理论发展源流,而不是进行一般的结构式的流派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外关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在国内,尚没有可资借鉴的关于“新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历史的研究专著;在国外,最有“发展史”样貌的也只有安德森、麦克莱伦、科拉科夫斯基和阿格尔等人有数的几本著作。但是,科拉科夫斯基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xism),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after marx)等三本书只写到70年代为止,内容则主要限于流派介绍,其中较缺乏对历史线索的分析,没有对70年代以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范畴的“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发展进行全面概括。相对而言,较有历史发展分析特点的是安德森的两本小书,即他在1977年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itions on western marxism)和1983年撰写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这两本书分别总结了两个十年欧美“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改版创刊号上发表的安德森的专题论文《创新》(renewals),该文对西方左翼思潮最近40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麦克莱伦也在世纪之交对“新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个概述,写下了题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今昔》(then and now: marx and marxismal)的专论。这两篇长文补充了“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当代叙述,有助于我们系统总结“新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史的工作。有鉴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发展史”为主题,将大量国外文献和国内流派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提升,在史论结合的意义上书写一部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和写作主旨。在世纪交替之际,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检讨,时机已经成熟。

关于历史分期  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150年发展历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然而,撰写一部“新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史,可以有各种写法。“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时下较流行的是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为基本线索,分别对两大趋势的各个流派进行分析归纳。这不失为一种思路,有简洁明白的特点。但是,这一划分只适合于60年代以前的“新马克思主义”, 难以概括20世纪后30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范畴的流派,尤其是无法把70年代后在经济政治领域崛起的发展主义、另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9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等纳入这一框架。即使是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想评价,也很难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者划线。因此,撰写“新马克思主义”百年史不能使用无法概括一个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总体发展的划线概念,而需要采取不存争议的历史分期方法。

在我们看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当我们说“新马克思主义”,具有脱离实践的特点时,那仅仅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作对比时提出的一个相对的概念,特指“新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与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力量相脱离,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直接结合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现实无关,更不意味着“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没有发生影响。实际上,否认“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20世纪实践的影响也与历史事实不符。“新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们必须在与资本主义发展实践的关系中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进行历史分期。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一次大战期间始创的一条独立的思想路线,它主要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思考;此后中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院派”文化批判,这条思想路线在二战后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它们主要是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进行社会批判,从事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在世纪末30年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和总结,并主要对处于“后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进行了以“后现代主义”为取向的文化批判和理论颠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后,一些流派已经消亡,如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思想和流派仍具有持久的活力,如卢卡奇和葛兰西;一些思潮正在兴起,如“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义”等等。尽管经历了这一系列兴衰沉浮和复杂分化,“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线索和学术传统,在20世纪的百年中仍获得了持续发展。我们大致可将“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以卢卡奇为标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初创时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形成时期;二战后50、60年代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发展时期;70年代以后由后现代主义主导的20世纪后30 年的多元化时期。

       以四大历史时期或四大历史版块总体划分“新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历史,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突出“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点。在“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中,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下内容:第一板块,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期间“另类”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评介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及其理论观点。第二板块,叙述 “法兰克福学派”的崛起,阐述两次大战之间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介绍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学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传承和发展,重点研究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思想观点与实践。第三板块,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阐述40 年代末到70年代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潮,包括“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等,重点分析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新左派”与各种思潮的关系。第四板块,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化时期的各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具体阐述“后现代”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发展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等理论思潮和流派的发展,重点解析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形态的系统理论见解。我们还打算在第四板块中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主题进行重点介绍,如“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等等。

关于共同传统与特点  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这一系统梳理,既说明“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现象,又体现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及其内容的多样性。正如罗伯特•A•戈尔曼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中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象是一种马赛克,由各种互不相同、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理论镶嵌而成。在我们看来,“新马克思主义”的马赛克中有依稀可辨的相近纹理,其多样发展中有“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新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共同的学术传统,各个流派在多样发展中体现着共同的特点。

“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共同学术传统”是由佩里•安德森率先提出的,指“新马克思主义”多样发展中具有共同线索、共同主题和共同特点,并说明这使之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运用了一个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他并不刻意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确的空间或时间,而是着意强调存在一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相左的“新马克思主义”线索。因此,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对比参照系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尤其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从列宁主义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等。他认为,一战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其理论的优点是对他们各自所属的中东欧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 则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一种共同的学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共同学术传统及其理论脱离实践的根本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而最终形成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学术传统在二战以后20世纪的下半叶继续得到贯彻。尽管“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很多,观点各异,话语系统彼此不同,但是主题、形式等方面仍旧存在明显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独特性,依然保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学术传统。“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和思潮之间的联系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比如在我们看来,阿尔都塞客观僵硬的结构主义和以福柯为代表的主观色彩很重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二者差距极大。麦克莱伦近期指出了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即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被巴黎的知识分子精英当作他们从马克思主义迅速转变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其实,安德森早在80年代就已分析了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共性特点。结构主义轻易和谐地导致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60年代禁欲的客观主义竟成为70年代恣意妄为的主观主义,原因就在于结构的翻转。结构主义用结构取消了主体、取代了历史,后现代主义则取消了一切中心、主体和起源,将结构交给历史偶然性去支配。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不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哪一派别,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再到今天的哈贝马斯等人,都十分关注意识形态这一主题。在70年代之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发展呈扩张之势,但是,持续到世纪末的“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共同的、根本的特点仍是理论脱离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确定“新马克思主义”多样化发展中的共同学术传统,关键是要把握它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比较与区别。考虑到“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学术传统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和延伸,我们认为不宜对这一另类线索作过于狭义的理解,而需要建立一个更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因此,我们有意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期最广泛地概括一切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以外的“另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潮。

具体而言,“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共同学术传统,在它脱离革命实践的根本特点之下,还派生出下述特点:其一,“新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形式上的学术化转移。作为理论脱离实践的第一个直接表现,“新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纯学术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一代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革命者,他们从来不在大学谋取学术职位,其研究与中东欧的大学体制无关。“新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理论家卢卡奇、葛兰西等还保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传统特点。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与革命政党、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二战以后,“新马克思主义”完全转入大学校园,“新马克思主义”者多为大学教授、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的专职学术研究人员,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和谋生手段,“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专业学术主题,其语言方式也术语化、专业化,变得晦涩难懂。

其二,“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事文化批判。作为理论脱离实践的又一表现,“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和学科方向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哲学文化领域,颠倒了马克思自身的发展轨道。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专业哲学家构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体。从卢卡奇、本雅明早期的文化研究,到法兰克福学派强烈的哲学-美学倾向;从萨特的人学探索,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兴趣;从福柯等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破译,到80年代本杰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念的检讨与颠覆始终是“新马克思主义”史的关注主题。在20世纪思想史上,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两次高潮。前者主要是从观念和个人伦理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后者则从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多样性的高度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在“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批判主流中,间或也有对经济政治领域的眷顾,比如50年代后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布伦纳等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90 年代大卫•赫尔德等人的左翼全球化理论等,但是,哲学文化批判始终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领域。比如,发展主义的经济研究最终落脚于对现代性的文化质询,以及对现代化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哲学批判。

其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是与资产阶级哲学文化主流思潮杂交的产物。也是由于长期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新马克思主义”不可抗拒地转向当代资产阶级文化。卢卡奇深受韦伯、席美尔、狄尔泰的影响;葛兰西的《狱中扎记》有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深刻烙印;法兰克福学派在总体上处于弗洛伊德主义的巨大幅射之下;萨特本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阵营的一员,他把存在主义带进了他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等等。此外,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哲学家巴切拉德的关系、戈德曼与皮亚杰的关系、斯威齐经济理论与熊彼得的关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分析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哲学的关系,等等,都已彰然于世,众所周知。尽管“新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时期有不同时尚,其各个不同的流派使用不同话语系统,常常显示出异常多样的形式,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各派别的共同点之一在于:它们始终处于欧美唯心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之下,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相混杂的产物。这一点甚至被安德森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据此,原东欧的一些“异端”马克思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根源于、从属于西方哲学发展主流线索,也应不顾忌地域的差异而纳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

此外,我们还应指出,“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资本主义的中左思潮和理论。它从未放弃过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始终保持了对资本主义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在政治上,它比体制化的西方社会民主党更不认同资本主义现行制度;在文化上,它对资本主义采取更为彻底的拒绝和批判态度。尽管这种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它的无力与偏激,但是在其文化批判背后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政治现实弊端,却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路径。

关于研究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和批判,是书写一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必须秉承的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梳理“新马克思主义”史这一百年思想史的另类线索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方法论。只有遵循这一方法,我们才能系统地、完整地、科学地评价各式各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辨析其中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价值理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和影响。同时,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在其百年发展中不断变换理论形式,经历了多次的方法论变迁,我们也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武器,才有可能把握“新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理论转换的方法论逻辑,实事实是地分析和评价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利弊得失。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具有当代的视角和高度。譬如,我们以往评价“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一般是肯定它们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向度,重点强调其忽视经济政治批判的缺陷。从今天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看待大众文化批判,我们应指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偏激性、片面性。大众消费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造成损毁,同时也有文化普及的人民性一面。大众文化打破了以往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和享受,推动了西方的社会平等和当代民主的发展,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具有历史高度的,如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哲学-美学批判预示了20世纪晚期政治美学化的倾向;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成为西方国家内部反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先导。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批判,但是应充分肯定文化批判在当代的重要意义。同样,对“新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也需要从90年代的高度进行分析鉴别。同是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具有不同的历史高度和理论价值。如果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 年代、或70年代以前对“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上,那就不仅是方法论上的滞后,还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错位和失误。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总结“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需要批判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中其他具有辩证因素的新方法论,借重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论手段充实我们的研究,促进理论创新。我们要应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新挑战,要重视研究反映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史、文化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发展史,还要强调学习和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先进的方法论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展和创新。尤其是在苏东事变之后,原以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另类”为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性失败而获得发展,相反陷入窘迫境地。这就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联系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在比较中认识和分析“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以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宏观背景,以东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变化为主要参考系,纵向梳理近百年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发展和走向,横向考察分析各个流派、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主要理论观点,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呈现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面貌,是我们研究和撰写一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目的。一部百年发展史的写作,有助于突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论成果和发展线索,可以全面估价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就其总体性质而言,“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不属于经典的、正统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西方激进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作出了有意义的学术贡献。“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富有思想成果。西方文化批判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长项。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是由“新马克思主义”率先发动的思想运动,它开辟了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新领域,也代表着20世纪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高度。受“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和影响的左翼文化批判思潮对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青年一代长期熏陶所产生的实践后果。1968年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具有震撼意义,如沃勒斯坦等人认为它是比十月革命、苏东变局更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真正来自于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否定。

“新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批判最初是一个被动的选择。缺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批判,是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缺陷。但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从前期的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批判,深入到后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文化质询,即从文化基因批判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了根本的否定。“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挖了现代性的祖坟,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本价值基础,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无力提出有效的药方学和疗法学,但它却是深刻的症状学和病理学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至少有“提出问题”的意义,它为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参照系。

其二,“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批判作出了理论贡献。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上一个百年的社会主义,人们已经可以看清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实践曾经造成的严重损害。苏联教条主义及其严重后果为外部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丑化和内部修正主义的背叛提供了口实,埋下了伏笔。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不应将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道路教条化,卢卡奇等人对西方发达国家革命道路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机械化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不无道理。萨特等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新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所进行的不懈批判被现实发展证明具有正确的成份,尤其是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二战后许多西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对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其三,“新马克思主义”还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提出了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没有的新问题。比如,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新工人阶级”、“新中间阶级”的理论,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新走向复杂化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几十年来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现实。还有,对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20世纪的新变化,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呈现,尤其是对20世纪最后30年“后现代”语境中的新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

基于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包括基本贡献和内在缺陷)的认识,撰写一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从实践上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今天的高度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此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和概括,这一工作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次,总结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角度透视资本主义的百年发展。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为主要批判对象,近年来它已进入西方左翼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中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影响力更大、覆盖面更广的批判思潮。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切近西方现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比我们有更敏锐的反应和更直接的理解,是折射当代西方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因此,总结“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将为我们观察资本主义21世纪的走向提供新的视角。

同时,对比“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观照21世纪面向当代现实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新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现代弊病不仅是别人的事,也是当今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现实。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狂潮面前,在效率至上的极端市场主义面前,“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角度和认识成果对于朝着现代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具有警策价值。

就现实应用价值而言,高校各社会科学系给本科和研究生开设了西方左翼研究等相关课程,目前尚没有一本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人自己编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教科书,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高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教学提供一本史论结合的系统的教科书,同时也为关心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思潮、新发展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提供一本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参考书。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首肯。

(周穗明 200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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