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花: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的历史评析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6-30 12:03:02

彭丽花: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在建国前后的作用评析
作者:彭丽花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即毛泽东建党学说。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突出特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产生的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其中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政党成员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就性质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就任务而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组织上的严密性,而且要有强大的思想整合力。而思想整合力的提升是通过思想教育来实现的。所以,思想建党成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和途径,不仅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还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党建学说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第二次创新。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锻炼成长为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中华民族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一页。

分析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从西方工业化国家传入中国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理论,对于赤贫的中国穷苦百姓来说,这一理论有如烈焰干柴,相互吸引。当然这一理论传入中国也有过水土不服的阶段,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经历了血与火的锻造。但要看到这一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事求是”,“理论一定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遵循者们流血牺牲换来的真知。“左”右倾路线错误造成的惨痛损失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唯上唯书只能是自我毁灭。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战役、一次小小的敌我交锋,如果不实事求是,灵活处置,结局也是非常直接明了地摆在那里。因此,“实事求是”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观点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取得统一全党思想的好成效,正是血的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马克思说过,“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因此,可以确认的是,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加入党组织的人大多是在为理想而战。理想不坚定、信念动摇的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必然是大浪淘沙,被驱逐出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执政党的特点和党的建设面临着新课题。主要是:党员干部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党员干部面临着能否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考验;党员干部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着是否腐化的考验。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继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基本上还是沿着思想建党这个思路进行的。 

1、提出“两个务必”,②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是在建国前夕针对执政党的思想状况提出的,是党执政后思想建党的新的起点。

2、提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思想的统帅作用和灵魂作用。“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③“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④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思路也是寄希望于通过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改善生产关系,提高人们的“革命觉悟”,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提出搞好党风建设,不断克服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并重点抓住大案的处理。特别是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毛泽东同志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处决他们,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⑤ 

4、继续强调依靠整风运动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⑥“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⑦ 

5、提出依靠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党的积极性,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⑧   

6、提出“反修防修”,强调执政党筑牢自身堡垒,拒腐防变。自1958年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后,毛泽东就把反修防修作为党的建设的主题。后来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图,更是为了“反修防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以此纯洁党的队伍、纯洁社会主义。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错误。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当今世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已经改变性质和我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情况下,他的思想建党理论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探索是在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的,因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革命党色彩,无论在思维方式、施政行为上,还是在执政理念上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建国后的“思想建党”仍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模式,这也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藩篱。

尽管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依靠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但基本上还是属于政治动员的范畴,并不是从制度建设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毛泽东的思想建党理论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却并没有能够发挥民主革命时期那样的凝聚党心民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作用,党的建设陷入了极左的、僵化教条的泥沼,党领导的事业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在建国前后的作用为什么如此悬殊?原因在哪里?这是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l、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不成熟,思想教育的条件先天不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都只是在砸碎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比较成熟,在如何建设一个新社会问题上是很不成熟的,甚至老祖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建设方法的一些论断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比如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建立大而公的所有制结构;消灭私有制(现在看来私有制是不可能通过消灭来解决的)等等。思想建党的这个“思想”本身不科学,它就不可能指导受教育者正确地进行实践活动。 

2、教育形式的简单化弱化了教育效果。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作为执政党,我们能够支配的宣传教育手段比战争年代多得多。但教育形式简单,思想教育常常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层层下压,即便教育内容有可取之处,单向灌输的简单形式也常使人们倒了胃口,不仅不能给人以启迪和收益,反而助长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恶性膨胀。 

3、“实事求是”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太大,对党员干部起了反面宣传教育的作用。“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是要冒着丧失既得利益的风险的,特别是在上级领导人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时,这种风险有可能危及政治生命甚至是身家性命。而唯上、唯书可能不受任何损失,甚至可能得到提拔重用。这种反面的例子提醒人们,“为真理而斗争”在许多场合并不是最佳选择,因此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者日众。

4、受教育者“内需不足”,思想教育难以入耳入脑。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些人加入党组织并不是出于理想信念,更多的是从众心理在起作用,“周边人都入党了,自己不入显得落后。”重视的仅仅是组织上入党带来的政治荣誉,而不是对党的性质、宗旨有真正的认识因而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可以说,思想水平的提高、理论知识的丰富并不是他们的切身需求,思想教育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5、对一些投机钻营者的教育根本就是白费劲。党取得政权后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吸引了一些投机钻营者入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⑨显然,在这些人看来,什么理想、信念都是虚假的,唯有实实在在的个人私利才是真实的。对这种人进行思想教育无异于对牛弹琴。 

6、吐故纳新机制不健全,异己分子难以排除。战争年代残酷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淘汰机制,信仰动摇、意志不坚定者自然就被淘汰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原有机制不存在了。对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可以党纪国法处置甚至处以极刑,但思想上没有入党并没有有效的评判标准和可操作的淘汰机制。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考虑,就是考验接班人。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而中国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怎样使接班人得到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呢?通过“文革”兴风作浪,促进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从而达到纯洁思想的作用。由此培养和挑选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似乎是一条出路。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尝试,但实践证明,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几点启示:     

l、思想教育在当前党的建设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政党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有凝聚力、向心力,步调不一致就不可能成功任何事业。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思想建党的重要性。但思想建党要取得成效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理论的正确是保证思想建党出成效的前提。而理论的正确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和正确把握。

因此建立健全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是理论正确的保证。这个机制有利于“实事求是”落到实处。有了这个机制,可以防止领导人个人独断专行,可以使胆小的人不怕“丢乌纱”而大胆开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也不应当是和平建设时期提倡的行为方式,更不应当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中的正常内容。

2、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形成新的思想教育模式。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工作中心发生了重大转变,思想教育要见之于日常工作生活中,细水长流,润物无声;要体现在制度建设里,纪律约束,人性化管理。运动式的、大呼隆的思想教育并不是最佳选择。民主革命时期卓有成效的整风运动在和平建设不见得管用,即使一时有效,也不可能长久。建国后多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经验总结一套套,实际效果不了了。因此,探讨建立和平建设时期有效的思想教育新模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3、思想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提出了制度建党的战略构想。即在重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前提下,更强调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的完善。

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⑩只有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问题,才能使思想建党落到实处。“制度建党”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亮丽色彩。这一党建理论新思维的提出,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 

4、新时期思想教育的成效要体现在增强党的先进功能上。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根本的是能否具有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先进功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巩固执政地位,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必备的“先进功能”。这种先进功能的实现,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新时期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先进功能的增强和提高来进行,这既是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又是党的建设的目标归宿。同样道理,思想教育的成效高低必须以“三个代表”为衡量标准,从是否做到“三个代表”来具体体现。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够经受住因时代发展和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各种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着重从功能上建党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理论又一大特点,它反映了时代的新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建设要适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路子,开拓新局面。党的建设理论也必须应实践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超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只有在创新的基础上才能对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更好地坚持。这是本文的最终落脚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5-286页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38页
③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51页
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80页
⑤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第10部分
⑥毛泽东:《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19页
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11页
⑧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291页
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42页
⑩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3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7页,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42-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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