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亚彬: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是中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8-11 11:59:24

黎亚彬: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是中国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困境、一种抉择,现状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中国想要继续独立自主地稳定、发展和壮大,就要摆脱国际资本的胁持,有效避免各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而只要中国经济是一种对外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但无法摆脱国际资本的威胁,也无法避免和杜绝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与危机。

国企和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至少是应对资本主义各类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国内外资本势力集团却必然地要求国企私有化,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让中国成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一旦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那中国的发展就将由不得中国人自己,而只能由西方国际资本集团决定。届时西方人所有对中国的目标和利益都会轻易的实现,这时的中国只能是一种现在印度或者乌克兰的局面。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资本实力决定一切。只有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目标和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要求西藏、新疆等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以便彻底切断中国和西方争霸的可能。

显然,当前中国有一个根本性的把柄掌握在西方国际资本集团的手中,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发展,才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进而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垮台和社会动乱。中国要良好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得听从这些资本集团的话,就得按照他们的要求逐渐实行一种没有国企和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否则,国际资本就可能会从中国撤资,中国就会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中国版的“苏东剧变”就会发生。虽然现在的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国有资本,共产党有效地掌握着政权,但中国经济对外联系紧密,对外依附严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一系列弊病,如果国内外各种反动的资本势力互相配合,还是足以借机在中国制造出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乱来的。

中国党和政府所掌握的庞大外汇储备、庞大国有资产、有效社会治理机制都不足以应对和克服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的这些弊端和威胁。现在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支持度并不很高,贫富差距世界第一、无官不贪、阶级分化严重、民众权利意识增强等等,都让中国面临一种爆发“苏东剧变”的危险。短期而言,稍有不慎便是危机;长期而言危机却是必然的、早晚的。即便中国打败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主义强国,也无法克服和解决来自中国内部的问题和危机。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关键始终都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经济。

显然,中国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出路在于重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武器,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从而既不受国际资本胁持,又可以解决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真正确保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只有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才能摆脱一系列的危机与困境,解决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阶级分化与斗争、官僚腐败、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等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习近平的“中国梦”只有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梦”的时候,才是现实、可能、有意义的,才不会是破碎、残忍的。

一、不向共产主义迈进,国企只能被私有化

国企与党领导制度的存废是当前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向来以国企改革和政治改革为核心关键,这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道理的。当前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此,这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和前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命运。

从根本上说,国企和党的领导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错误、行不通、不可行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认可的,那么国企和党的领导制度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就是唯一的结果。一旦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发展目标、价值和意义,国企的私有化、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就是一种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改革开放36年来,面对国企私有化的现实与趋势,中国左派的反对声音是软弱、无效、无意义的。因为左派并未给国企改革提供一个比私有化更令人信服的方案和选择来。他们借以维护国企的依据仍然是改革开放前那早已失信于人民的所谓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那老一套。而事实上,前苏联、中国的那一套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早已破产,人人皆知这种做法是错误、行不通的,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共产主义。既然共产主义无法得以实现,那中国还保留国企、保留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有何意义?国企的未来和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有效性、科学性,如果共产主义被证明是无效而不科学、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国企私有化及中国版的“苏东剧变”就是合理合法、必须、必然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有效性,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未给出确定的结论。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的党和政府持有的是一种“不争论”的态度。不争论就是默认其失败。默认其失败就得逐渐化公为私,搞国企私有化,平稳地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我想,一些人所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攻坚战”的实质,就是如何踢好这临门一脚,把国企连同党的领导制度以某种和平演变的方式给埋葬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初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目标,坚持一种“不争论”的结果。36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见丝毫的完善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却已经基本恢复完毕,就差所剩不多的国企和几乎名存实亡的“无产阶级专政”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好像只是“中国去马克思主义化”。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目标,那么国企私有化和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就是迟早、必然的。在当前中国,为国企改革树立“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明显是继续弃置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目标的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的所谓成功,人民更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而不是国企的成功。没有或很少国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成功”,那中国不要国企也应该可以“成功”。同样是成功,人民为何不要西方那种既有民主、自由,又有人权和法律保障的成功?资本主义的印度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资本主义的中国为何就一定会是国家分裂?当然,这些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直觉。这只是说明,国企与私企相比,并不具有普遍上的积极意义,不是私有企业的合理替代方式,不是科学合理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有效的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重新取信于人民,那么国企就只能私有化。国企由于自身存在的巨大弊端,自身无法独自、长久存在。国企不向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就只能被私有化,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

中国的未来和发展取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决。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要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要么是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劳动,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前者的必然结果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后者的必然结果就是共产主义。一种“四不像”式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存在,是不可能持久的。国企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自身是无法持久、普遍存在的。

面对这种客观现实,中国的党和政府该如何选择?还是要继续回避真理和现实,无知无畏地做着“混合所有制”的中国梦?对此,中国的党和政府、国家领导人必须早做决定,为中国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时不我待,一旦国企私有化完成,或者一旦中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导致中国版“苏东剧变”的发生,一切就都晚了!

二、必须反思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失败的根源

显然,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左派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地及时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没有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本质和根源,他们至今仍在坚持过去那种错误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和常识,就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对应。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失败,其真正根源就是其最基本的社会生产方式,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方式不正确、不科学。这是一个不难证明的事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非常遗憾,迄今为止的中国左派、社会主义者们都长期、普遍地无视或否认这一点,至今不肯面对事实和真相,宁死也不承认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是错误和失败的。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共产主义实践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实现的是怎样一种社会制度,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都带来了什么后果和局面,那都是有目共睹的,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事实不可无视,如果所谓的共产主义只能是这样,那就没人再会去相信什么共产主义,国企的私有化、苏东剧变就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那也说明了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实现任何的共产主义。

左派普遍把“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帝国主义、内部修正主义互相勾结、阴谋破坏的结果。这种说法明显过于简单、肤浅,是说不通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失败都根源于此?即便是如此,那也显示出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太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了。“苏东剧变”至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客观事实,就是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并不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并不符合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人民群众不想让这种制度灭亡,那么这种制度就不应该灭亡。苏东剧变的发生,中国的改革开放明显都是获得民众支持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不认同的事情,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予以实现。左派这种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的思想和认识,明显是在自欺欺人、自我安慰,最后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显然,今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共产党政权受到的威胁,其实都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这些社会主义者自己。改革放开36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的完善与发展,除了那陈旧的老一套理论和所剩不多的国企以及饱受诟病的“专政”之外,人们找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这陈旧的老一套共产主义说教要是有效、有说服力的话,那中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了。这些左派人士普遍抱残守缺,丝毫不肯逾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雷池一步,宁死不肯放弃这种错误的生产方式。这种奇怪的教条主义显然有被操纵和误导的嫌疑,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始终没能走出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而在客观上决定了国企私有化的必然性。

现在中国左派的一些要求和主张实在太过荒诞、幼稚和可笑,他们似乎只要国企不要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保住剩余的国企才是最重要的,而共产主义以及为人民服务、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反而是次要的。为此,他们甚至宣称不要马克思主义,而只要毛泽东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并不否认自由、民主、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等客观事物的合理有效性,只有毛泽东那种“触及人民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灭私为公”,消灭一切的“私”,把一切都变成“公”,从而实现他们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显然,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范畴,蜕变为一种单纯要求人民无私奉献、全社会“一大二公”的邪教。

还有一些左派,一方面拒绝向共产主义前进,拒绝在理论和实际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业发展,认为这不具备条件;另一方面又拿过去中国那老一套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说辞来极力维护国企。这种思想和主张完全处于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民族主义的境地。奇怪的是这些人仅仅反对国企私有化,却不反对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这种左派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他们一边不反对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希望中国能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便他们也可以发财致富;一边又恐惧国内外大资本家们对小资产阶级们的颠覆性消灭,要借助国企和党的领导来为他们保驾护航,实现让他们成为大资本家的“中国梦”。显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官僚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必须摆脱空想共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狭隘境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中国必须对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那种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进行认真的总结、反思和探讨,建设出真正科学、有效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合理有效性,难以让中国崛起

其实,中国的党和政府对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的不足和缺陷是实际认可的,这可从中国党和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方针上看得出来。但是,中国的党和政府却没有勇敢的面对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是选择了逃避或放弃。他们打着“不争论”的旗号,以一种“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搞与前苏联“剧变式改革”不同的“渐进式改革”,要在和平演变中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渡”。这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言辞、政策、方针上看得出来。

显然,在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它的诞生似乎不是要发展、完善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平稳过渡,即和平演变。虽然中共当局否认这一点,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挂在嘴边,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实际内容和具体行为、政策、表现却告诉人民,这种“主义”的发展目标在客观上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在今天,中共当局表现出要坚持国企和党的领导的决心和意志。但是,其依据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其特色社会主义。显然,直到今天,中共当局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领境地,以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企图把当前这种“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固化。他们想要挖掘出这种制度的合理合法性,从而让当前中国的这种“大好形势”、“美好制度”可以持之永恒。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国企和私企相混合的“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可以长期存在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一种无法永恒地固定下来经济模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一些人对这种“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可能来源于一种认为以国企为基础的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可以更好地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确,这种“特色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拥有一定宏观调控上的优势。但是,一方面,与之相伴随的也有一些自由资本主义所没有的弊端,这些弊端正如一些右派在其批评中所提到的腐败、低效、低人权等;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这种制度无法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矛盾与弊端,即经济危机、生产过剩、贫富差距、贫穷与失业、腐败与犯罪、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这种混合所有制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企已经丧失其人民性,与私企同质化,都遵循着资本雇佣劳动的相同生产方式、经济原则和竞争条件,都以同一种方式从事生产与竞争。由于都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因此整个中国社会不可避免一系列做本主义的弊端与问题。显然,如果其传统的国企“特色”仍然无法避免和克服资本主义的那些危机,其结局和命运就只有一种:“苏东剧变”。这不是简单社会治理上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经济基础上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切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一个社会是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弊端就不可避免。高超的治理能力可以避免危机于一时,却无法避免危机于一世,而危机来了就是“苏东剧变”。目前的中国,可说是危机一触即发,“苏东剧变”离我们并不遥远。

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只不过多了些国企和党领导的政治制度而已。国企的存在和党领导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还很难说。资本经济制度下,是资本决定一切,而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一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伟大、再有能力的国家领导人也无法对抗基本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这种决定作用。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因为还有部分国企的存在,还可以有一点能力和作用。一旦国企私有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期间爆发某种严重经济危机,苏东剧变的爆发都是必然的。

现在的中国,为了强调和宣传国企和党的领导的合理合法性,让人民相信和支持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的媒体、喉舌开始大力宣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国际局势很给中国面子,世界经济危机之余的一系列民主与自由国家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好好上了一课。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与人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其他国家自由、民主的不好,不等于中国人民对之就没有现实需要。一旦中国人民普遍认识到自由、民主的重要与必要,无疑就是中国党和政府垮台,中国版“苏东剧变”爆发的时刻。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好与坏那么简单,而是客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生产与生活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任何的中国模式、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足以让中国继续维持现状。人类是发展的,中国社会是处于时刻变化之中的,任何固守传统,维持现状的努力都是无益、无效的。

当前中国这种国企为主导,私企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特色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广大官僚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维护既得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一方面,他们不想实现共产主义,不想消灭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全民所有制那传统共产主义的老一套来帮助他们对付广大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要求,帮助他们对付国内外大资本家阶级对政权的要求。但其实,这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真幻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由不得他们,资本最终将蚕食一切。不向共产主义进军,任由国企在资本主义的环境、条件下自己发展,没有真实所有者监督与管理的国企就只能是被国企的管理者、官僚们私有化,被官僚和资本家互相勾结蚕食鲸吞掉。这是显而易见、非常简单明显的道理和事情。中国的现状不可能维持下去,未来的中国要么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么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中国,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现在即可实现

稍微有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资本主义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可以成功,在中国则绝对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种成功是建立在由国际资本决定的、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之上的。没有这种国际分工,没有因此所形成的等级与差别,就没有这种成功。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即便中国获得国际分工上的优势,无论如何也惠及不到每个人的身上。中国人民普遍具有“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现在人民生活还算较好较好,相对比较满意,没有去造反;而一旦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地到来,当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必然地下降时,中国会是一种什么的局面是无法想象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其实现在即可实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出现弊端,无法满足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时就可以实现。这种生产方式是对上一种生产方式所存在弊端的唯一有效解决方式,因此其在实现时将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新生产方式的实践将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更是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的最有效满足,是克服一切问题、困难与危机的最有效方式。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愉快的生产方式变革而已,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复杂和艰难。所有人民,包括资本家在内,其实并不对剥削和压迫人民上瘾,而只是没有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就依靠这种生产方式生产与生活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和阵营。一种更为科学、有效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将使人民摆脱这种要么成为资本家去剥削别人,要么成为工人被别人剥削的不自由、不自主的选择,而使所有人民都可以自由、平等地选择自己的行业、工作,并由自己占有和管理自己的生产及成果,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当初无产阶级大革命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只不过由于全民所有制生产方式的错误而没有成功建成共产主义,导致人民群众失望,导致资本主义的生命延续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根本做法和要求是由劳动者共同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和生产资料,即公有制。实现这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要求的具体公有制形式有两种,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对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基于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简单设想上的不足普遍存在三种误解:一是把生产资料与社会生产混为一谈;二是认为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三是不能有商品和货币,必须是计划经济。对于这些误解,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研究和分析,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首先,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并不是一回事。掌握了生产资料,不一定同时也要掌握社会生产。自然资源也是生产资料,但掌握自然资源的人,完全可以不去从事相应的社会生产,而是把自然资源出租、借给生产者使用。因此,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一定非要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生产,也可以是“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生产”。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求是按劳分配,是由劳动者占有和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而不是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共有。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有多种多样,而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目标和原理却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生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而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为了某种特定的公有制形式而去牺牲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应是公有制的具体做法和形式要满足按劳分配和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需要,而不是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要符合某种特定公有制的规范和要求。显然,“一大二公”、“生产和生产资料越公越大越好”的思想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所要消灭的商品和货币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商品和货币一般。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要消灭“劳动”一样,其实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劳动”,只是“雇佣劳动”,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同样,马克思主义所要消灭的商品和货币,只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的商品和货币,而不是产品交换及其货币一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个人消费品的私有制,也不反对产品的等价交换,只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和产品交换拥有另一种表现形态和运转方式而已。事实上,存在私有财产就必然存在产品交换,其社会经济就一定是市场经济。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有明确的说明和解释。

马克思主义两大基本理论成果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表现在社会实践上分别是阶级斗争和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态,按劳分配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不是按劳分配,也无法实现按劳分配,因此也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目的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当家做主,但是由于“全民共有”的范围、范畴太过宽泛,全体劳动人民根本无法具体去管理好每一件具体产品的生产与决策,因此全社会的经济都失去了劳动者作为所有者的应有功能、作用和意义。这种社会经济必然是无效的,官僚腐败是必然的,劳动者本身也毫无自由可言。显然,这种全民所有制生产方式是错误、无效的,与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截然相反,甚至背道而驰。“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方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求,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目标,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已得到检验和证实。

我们绝不能教条式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不能说马克思说过“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是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盲目去追求和实现这种更高、更好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目标。以科学、发展、辩证、普遍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态度和方法。顽固、保守、教条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由劳动者占有和管理生产和生产资料,不能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并非是“越公越大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并以按劳分配为目标和原理。显然,唯一能够做的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不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而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辅助下的集体所有制市场经济方式。这即可实现最根本的按劳分配原则,也使社会经济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所有者”的角色得到积极、有效、充分的发挥和应用,既避免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避免,也实现了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是唯一科学、正确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生产方式。

在当前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只需在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推行这种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企业制度即可。这既无需国企集体化,也无需私企集体化,而只需在现有经济社会的政策基础上,全国各地的党和政府因地制宜地把劳动者组织起来,通过国有资产的贷款方式,为劳动者解决资金问题,以让这些劳动者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以集体所有制的方式进行企业生产即可。显然,这不会冲击现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而只会解决对当前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劳动者就业、生产过剩、民生与社会保障等问题,可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显然,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可不可行的问题,而是迫切需要、急不可待的问题。

其实,以国企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不过是一种过渡形式而已,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用以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方法、方式和手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些措施在经济上是不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显然,国企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如果国企不过渡到一种真正科学、有效,充分的、有力量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国企这种手段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可能得以继续存在下去。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不断私有化的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国企作为一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度手段,如果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那么就只会以玷污、引谬的方式,去侵害共产主义的事业。

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中间道路。一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就只能退回到资本主义。国企不能过渡成真正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就只有私有化的客观结果和必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要求,是不以国企和政权的管理者、领导者们的主观愿望为决定的。

(黎亚彬  201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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